55位中外法学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有何看点

　　来自25个国家的55位中外法学专家组成一个“智囊团”。他们不仅将接受委托开展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提供域外法相关意见、就专门性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还将推动中国法治与国际法治协同发展，推动国际规则的发展和完善。

　　这个“智囊团”就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12月8日，来自18个国家的40余位专家委员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及相关国际法研究进行研讨。

　　从2018年成立之初聘任31位专家委员，到如今再聘24位专家委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扩容”时机颇为特殊。

　　一方面，日前举行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对法治社会建设作出新部署。其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等表述受到法律界人士关注。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国际货物买卖、航运保险、跨境投资、建设工程、展览展出等合同履行延误或终止，涉外纠纷案件量持续上升。“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面临疫情引发的跨境商事纠纷和相关法律问题，涉及重组、破产、商业合同纠纷等。”新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代表、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兼国际关系主管法官庄泓翔（Steven Chong）说。

　　面对新要求和新挑战，来自不同法系、既精通国际法又熟悉本国法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料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既要健全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机制，提升涉外司法效能，也要加强国际法研究，增进法治共识和法治互信。

　　事实上，针对疫情所涉较为集中的合同履行受挫、不可抗力等问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已委托域外法查明机构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就6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不可抗力规则及案例进行查明，并向社会公布了7期研究报告。此外，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了6个涉外商事海事指导性案例、18个“一带一路”典型案例和41个海事海商典型案例，推动涉外商事海事裁判规则统一。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前法官威廉·布莱尔（William Blair）从2018年8月就开始担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他表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素质和高质量裁判已得到普遍认可。对于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履约困难，他认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发布指导意见鼓励当事人重新协商的做法值得借鉴。

　　与会的专家委员对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发展趋势作出研判。理论层面，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费宗祎、哈萨克斯坦国际仲裁院主席迈丹·苏莱曼诺夫等认为，现行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在后疫情时代或需作出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也亟需完善。技术层面，国际仲裁协会主席伊曼纽尔·盖拉德、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梁定邦等强调运用远程法庭、智能审判等新技术。人才层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名誉主席杨良宜、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刘晓红等表示，采取大陆法系的中国也需加强培养熟知普通法系法律的人才。

　　除为应对疫情化解商事纠纷出谋划策，“智囊团”还聚焦引导“一带一路”规则发展，注重化解“一带一路”争端。近期由中国、新加坡两国最高法院共同出版的《中国—新加坡“一带一路”国际商事审判案例选》就是例证。“这对于推进法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庄泓翔说。

　　在上述法学专家看来，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为解决普遍性法律问题而汇集众智，是重视和维护国际法治的实践，更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如威廉·布莱尔所说，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国际法律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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